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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亭送别》离别审美意蕴光环后的隐痛

作者:佚名 来源:= 发布时间:2021-06-15 12:30
 

  在“霜林醉”的季节里,王实甫在文学长廊的那一头,以崔莺莺圆心,为我们描画了一幅令人心碎的离别图:

  阴霾的天空,雪片仍在不断地飞旋着飘飘而下;沉郁的古道,在“哗啦啦”的响动。

  是谁让它无情地飘离?是谁让它无情的拍打?

  是肆意狂乱了思绪!

  霎时间杯盘狼藉,那马蹄声撕碎了灿烂的春天,那车轮声重重地在心底碾过。

  孑孓望着你离去的背影,远去的脚步伴着落日的沉静,朦朦的暮霭,消融了你,将你的一颦一笑,定格在我的心中……

  诗意的迷惘与浓浓的哀愁是《西厢记?长亭送别》中最动人的色调,其比山高,比海深,比无边的芳草更加无边无际的离愁别恨,感染着一个时代,一个民族,一条更加久远的历史长河。

  据此,许多评论者认为:《长亭送别》从头到尾是一曲迷人的诗剧,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,洋溢着明快的抒情节奏。但是,我在读完读《长亭送别》,透过莺莺与张生缠绵惜别的场面,看到的不仅仅是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式的伤离别之情,而是隐藏其背后莺莺的浓重悲凉,深深心痛……

  莺莺原本就是“长在深闺人未识”,从小就聆听着“治家严肃,有冰霜之操”的母亲的教诲,沐浴着封建礼教,受着最传统思想的熏陶。因此,崔莺莺自觉遵守、维护封建社会给予女子的礼教规范。但是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,内在的“自我”又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。一旦机会降临,自我膨胀的结果便是张扬自己作为“人”的本性。性格的二重性注定了莺莺内心在矛盾中哀痛。

  当张生出现在莺莺的生活中占据了其精神世界之后,她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跟母亲、张生进行激烈的对话,外在、理性的“我”和内在、感性的“我”之间展开激烈的冲突,结果是让她在怀着对爱情婚姻的渴望的同时,充满着深深的恐惧感。

  与母亲对话反映了莺莺对封建礼教的恐惧。

  唐代因袭魏晋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氏族”的传统,以“崔卢李郑王门女,不入寻常百姓家”为正统,门阀观念十分严重。作为崔相国的遗孀崔老夫人自然担当起了这一礼教的代言人,她执意打发张珙上京赴考,“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,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”,表现出了封建代言人对功名执着时的顽固立场。而面对强大的“正统观念”,盈盈内在的“我”坚决反对张生上京赴考,认为“但得一个并头莲,煞强如状元及第”;而外在的“我”又在不自觉地维护“门阀观念”,“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,妻荣夫贵”,表现出来自家庭的优越感。内“我”与外“我”冲突的实质是,一方面对礼教反抗与否定,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挚着于爱情行为的否定,从而让莺莺内心充满了对封建等级秩序的恐惧。恐惧的实质是莺莺以封建正统的价值尺度来评判自己,她无法真正超越封建基因对人性的规范,这也正是她“眼中流血,心内成灰”的社会根源。

  与张珙对话反映了莺莺对婚姻前景的恐惧。

  莺莺生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,当时的社会根本没有自由婚恋的土壤:男婚女嫁必须经过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,作为地位尊贵的前相国之女,美丽贤惠的千金之躯,德才兼备的深闺小姐,岂能与门不当户不对的书剑飘零的秀才于月下西厢私定终身?封建婚姻制度要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,作为深闺中的女子,岂能爱上了一个白衣书生?封建规则要求妇女“三从四德”,岂给一个弱女子选择婚姻的权利?因此,陷入爱情漩涡中的莺莺自然对前途充满深深的恐惧:“我只怕你‘停妻再取妻’、此一节君须记,若见了那异乡花草,再休似此处栖迟”。

  莺莺与张生的对话,并非是完全建立在“琴瑟和弦”的基础上,相爱的两个人在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:

  对功名认识的差异。 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,在唐代更有力地吸引、鼓励着知识分子,使他们为了成就功名而不惜牺牲一切,包括遗弃自己的情人或妻子。张生原来就是一个打算上朝取应的举子,由于邂逅莺莺才滞留浦东,爱情获得之后,上京应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因此,无论莺莺怎样挽留,执着于功名的他,“凭着胸中之才,视官如拾芥耳”,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求取功名之路。而在对待功名的问题上,莺莺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:“莲开并蒂”远胜于“状元及第”。

  对爱情认识的差异。 张生对莺莺的爱,过多地停留在感官的愉悦层面,他并没有在思想上走近莺莺,因而不知道莺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情婚姻。而莺莺对张生的爱,超越了功名与利禄,追求 “有心与他举案齐眉”式的民主婚姻。

  张生与莺莺两个人对功名、爱情认识的差异,注定了莺莺内心充满了哀痛,“意似痴,心如醉,昨宵今日,清减了小腰围”,而这种哀痛是张生无法预料,更无法理解的。因此,在追求爱情的路上,莺莺只是一个独行者,张生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与她结伴同行。莺莺深深陷入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恐惧中,透过模糊的泪眼,看着爱人渐行渐远,消失在暮霭远山之中。

  王实甫生活的环境是较为开放的,人们很容易产生与现实冲突的新观念,在变化着的思想观念与现实之间,人的灵魂注定是要痛苦的。

  令人欣喜的是,于传统的文化积淀里,我们找到了王实甫垒起的人性的塔峰,欣喜地接纳了一具极可爱的生命——崔莺莺,虽只是虚构的所在,在人们的心中却成了一种更宏大的、更切实的存在。我们不仅仅把目光锁定在其美化和诗化的层面上,更深的意义是,从她那如泣如诉的言词中,偷窥到了民族步履的蹒跚;从她那颇似固执的行为里,感受到了新思想在前夜的阵痛。

  崔莺莺内心的隐痛是一个时代的隐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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